传票是在下午送到的。当时我刚结束超市的晚班，围裙还没摘下，快递员让我签字。打开信封后，我看到前夫陈昊然控告我，要求我履行夫妻责任，照顾瘫痪的婆婆陈淑英。我盯着上面的字，愣愣地看了许久，纸上盖着法院的红章。离婚已经五年了。我从衣柜里翻出离婚证和一份泛黄的补充协议，这两样东西明天都得带去法庭。等法官问我为什么不去照顾婆婆时，我打算把离婚证摔在桌子上，让他明白我与此无关。

我在超市上班，分为早班和晚班。早班需要六点半到岗，得五点起床搭首班车。晚班则到十点，回到家时常感觉筋疲力尽。这份工作稳定，每月能挣两千八，足够我照顾自己和女儿陈语嫣在省城上大学的费用。虽然日子有些拮据，但也算过得踏实。

有一天我在货架前整理商品时，接到了店长的呼唤，有人找我。我站起来，走到收银台，看到陈昊然站在门口，面容憔悴，旧皮夹克挂在身上。他告诉我母亲生病了，希望我能帮忙。虽然我心里明白陈淑英生病的事实，但我坚定地告诉他：“我们已经离婚了。” 球友会

尽管他说我对婆婆仍有责任，但我清楚自己在离婚协议上签的内容。后来当我接到女儿的电话时，得知婆婆被锁在家中，声音哑了。面对女儿担心的声音，我决定不去插手。

晚上回家，翻出那份补充协议，里面清楚地写着陈淑英的赡养义务由陈昊然和他的妹妹共同承担，跟我无关。如今陈昊然找上我，却只想利用我过去的责任感。我的心里早已告诉自己，离婚后我与这个家庭再无瓜葛。

我与陈昊然是在九八年结的婚，那时我们都还年轻，婚后生活一直依赖于公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对这个家庭的付出与牺牲渐渐增多，但幸福似乎与我无缘。后来婆婆中风，我仍然保持距离，尽量不再参与陈家的事务。 球友会

我心中明白，早已离开的婚姻让我与他们失去了一切责任，这场纠缠的官司注定不会轻松。